保障是民生之基。大力發展老齡事业，完善养老服务體系，新建养老床位1萬张，爲25萬名老年人提供社區居家养老服务，進一步鼓勵和扶持民辦养老機構發展。開展老年人樂于參与、适合參与、方便參与的文化體育活動，豐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摘自《政府工作報告》

　　社區可建“4050”護理隊

　　上海的戶籍人口已呈现底部“少子化”和頂部“高齡化”的雙重压力。據有關部門预測，到2020年上海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将達到600萬以上，65歲以上老人将達到410萬以上；而到了2030年上海老齡化高峰期時，这兩個數字将上升爲800萬和630萬。这意味着，屆時上海总人口中，将有四分之一是老年人。

　　從目前养老状況來看，由于上海许多养老院一床難求，且收費高；加之许多老人基于傳統觀念或親情使然，不愿到养老院生活。因此，多數老人愿意选择居家养老。

　　僅以上海70歲以上老人爲例，如果三分之一有居家养老護理需求，就達到50多萬，如果一個護理员照顧4個老人，需要培训有资质的護理员就是12萬人左右。而事實上，现在經過培训并且通過考試拿到相關职业资格者僅有1萬多人，远远滿足不了老人居家养老的需求。

　　李名慈委员建议，可在本市各區县、街道内聘請一部分有一定生活服务技能的“4050”人员，充實到养老護理专业隊伍中來，通過专业培训上崗。隊伍可挂靠社區卫生服务中心，實行组织化管理、市場化运作、标准化服务。政府制定养老護理人员從业与服务标准，并對其進行監管。

　　邵又娟代表也向人代會提交议案，認爲上海加快养老福利機構建設迫在眉睫。目前上海老齡人口服务機構的規模偏小，养老機構和社區养老远远不能滿足老年人口需求，这将使养老资源面臨严峻挑战。

　　在大力發展养老事业、進一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同時，邵又娟建议应該将养老福利機構建設納入政府投资年度計劃，早作打算、早作規劃，從根本上改變老年人服务設施不足的问題，爲老百姓提供最大的民生保障。

　　從“安度晚年”到“積極老齡化”

　　關愛老人、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是關注的焦點。《上海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自1999年1月1日實施以來，爲保障老年人權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變、老齡化程度加劇以及社會觀念和家庭結構的改變，《條例》已經難以适应上海老年事业的發展。

　　现有的《條例》受當時社會和經濟發展條件所限，只注重了保障老年人生存性的需求，僅滿足“安度晚年”的基本需要，与滿足“積極老齡化”相去甚远。李迅雷代表就此建议应對《上海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進行修正。他認爲，应當提倡“積極老齡化”的概念―――“積極”，意味着拥有參与社會、經濟、文化和公民事务的能力。

　　他還表示，现有《條例》在老年人維權、服务、撫养和医保等若幹问題上出现了法律真空。他舉例說，随着二手房交易形式的豐富和發展，特別是公房承租權已可上市转讓交易，《條例》對老年人承租房保護内容显得落後于形勢，不能再體现立法的初衷，“《條例》应及早修正。”

　　“家庭冷暴力”应納入法律範疇

　　因主持一檔調解家庭糾紛節目而闻名滬上的“新老娘舅”柏萬青代表結合自己參与節目的經曆，呼吁社會应對老人家庭“冷暴力”呈上升趨勢的态勢予以關注，并应盡快實施“精神贍养”立法工作。

　　“精神贍养”是指在家庭生活中，贍养人對被贍养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給予關心和幫助，使被贍养人從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温暖。當前，一對老年夫婦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比例越來越高，一旦子女對他們實施“冷暴力”，給他們所帶來的精神痛苦不言而喻。由于目前對这一行爲沒有法律约束，一些子女有恃无恐，老人则痛苦不堪。柏萬青介紹說，從全國範圍來看，目前部分城市對此已有地方法規。比如北京立法要求，子女与父母同城居住的，兩周之内必须看望一次，此外遼甯省等地也有類似法規。上海部分小區雖然也曾對不孝子女上榜公示，但因缺乏法律支持收效不大。

　　因此，柏萬青代表建议，应将“精神贍养”納入法律調整範疇，使其從道德责任“硬化”爲法律义务，以遏制家庭“冷暴力”的蔓延。

　　【調查數據】

　　上海大学上海社會科学調查中心調查显示，有10.9%的老年人認爲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顧，这些人中83.7%确實有人照顧其日常生活，但也有16.3%的人无人照料。有人照顧日常生活的老年人中，配偶是最主要的依靠對象，其比例爲47.5%；其次是子孫或其配偶，比例爲35.0%。但當老人身體不舒服或生病時，最主要的照料者是子孫或其配偶，比例達43.9%，其次是配偶，再次是保姆。

　　【学者分析】

　　上海大学上海社會科学調查中心研究员金橋博士：如按照2008年底300.57萬人的戶籍老年人口進行估計，日常生活需要照顧卻无人照顧的居家老年人數量在5萬以上，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在现有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

　　各級政府应當逐步加大老年人社會福利的财政支出，这方面可參照國外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福利經費固定比例列支的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