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年化社会到老年社会，德、英、美、法分别经过了40年、47年、73年和115年；而日本只经过了25年；预计新加坡、韩国只需20年；越南仅要15年；且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社会不太富裕时就进入了这一时代

　　老龄化原本是传统的国内政策问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在已经形成了超越国境的国际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亚洲人口动态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正在引起高度关注。

　　老龄化“雁列”

　　1960年之后，亚洲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首先是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出现“东洋奇迹”；其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即NIES经济大发展；再后来东盟各国即ASEAN跟了上来；从1978年之后又出现了中国的崛起；近年来印度、越南也加入到高速发展的行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尚有发展的空间。

　　然而，如果考虑到人口变化，今后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会减速，迎来一个“受考验的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时代终将结束。

　　人口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好坏影响着育儿成本的高低，人口出生率及人口素质，而人口的变化又通过劳动力、储蓄率的变化影响着经济态势。今后50年亚洲人口将出现“大雁队列式变动”。

　　首当其冲的是日本，2008年9月日本总务省统计，全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达2819万，占总人口的22.1%，70岁以上的2017万，75岁以上的1321万。日本的人口动态正沿着低出生率→转入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率超14%的老年社会→劳动力人口减少→总人口减少的顺次在发展。

　　这一发展态势的第二组将是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目前这些国家业已出现了生育率降低的现象，今后老年化会急速发展。继之进入这一发展模式的将是除泰国以外的东盟各国和印度。这些国家从2025年到2050年将陆续进入老年化社会。

　　“人口负担”时代的经济转型

　　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由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来决定的。人口变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一个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再一个是储蓄率降低，资本积蓄迟钝。

　　考虑到这些因素，亚洲各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如下：日本将在本世纪40年代降为0增长；第二组的各国在2020年左右降为3%~5%；韩国将在2030年以后跌破1%；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减少，到40年代经济增长率只能在1%左右；第三组各国虽没有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烦恼，但经济增长也会放缓，例如，印度到2050年劳动力人口仍为增加，因此即使进入40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仍可维持在近3%的程度。从而可以预测，届时亚洲经济将结束高增长时代，并将面临严峻考验。

　　当然，这是在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前提下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向，是对亚洲国家的一个警告，并不是说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经济衰退是必然的命运，亚洲人民肯定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这种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但不论如何，亚洲经济将以人口变化为契机迎来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这个经济社会巨大的变化是从“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向“人口负担(demographic onus)”转换而产生的伴生现象。

　　“Demographic bonus”也叫做“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人口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利益的时期。在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均所得的不断提高，首先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低，人口出现增加的局面。这时增加的人口很快就带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14岁以下的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组成的从属人口比例不大，这样劳动人口为支撑从属人口生活的负担就较小，这时期的经济就比较活跃。不久当初一代造成人口增加的人逐渐进入了老年，而社会也进入了低生育率社会，每个劳动力人口为支撑从属人口生活的负担加重，人口结构变化使经济变成了顶风船。

　　未富先老

　　日本在1950~1970年是典型的人口红利时代，日本制定了由现职职工保险费收入来支付老年人退休金的年金制度。日本的人口红利时代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1995年以后彻底进入了人口负担期。

　　其他亚洲国家大都从1965~1970年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代，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然而预计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从2010年，中国大陆、韩国从2015年，越南、马来西亚从2020年，印尼从2030年，印度从2035年就将先后转入人口负担时代。

　　目前，人口学把65岁以上的人算为老年人，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称为老年化率。当老年化率超过7%就称为老年化社会；超过14%就为老年社会，超过24%(有的超过20%)则称为超老年社会。

　　从老年化社会到老年社会，德、英、美、法分别经过了40年、47年、73年和115年；而日本只经过了25年；预计新加坡、韩国只需20年；越南仅要15年；且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入人口负担时代时的人均GDP与欧美相比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在社会不太富裕时就进入了这一时代。

　　转入这一时代时，日本人均GDP为23504美元，预计中国香港将为32040美元、新加坡30391美元、韩国27724美元、中国大陆9722美元、泰国8740美元、印度7758美元、印尼6207美元、越南763美元。因此，亚洲应对社会老年化的准备时间很短暂，应对的实力也较薄弱。

　　对策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亚洲各国和地区应该采取五大对策：

　　第一，很好地应对低生育率。一是找到即使变成人口负担也不怕的方法；二是采取不让社会变成人口负担型社会的方法。后者就是应对低生育率的对策。然而从日本的经验看，应对低生育率的措施往往行动迟缓，因为人们的认识需要时间，产生了认识滞后，而采取措施到效果出现又需要20—30年，这种效果滞后不可忽视。

　　第二，重视政治与人口结构的关系，防止人口负担局势下的政治倾斜。老年化造成有权投票选举阶层年龄的增加，为了保住自身的选票，社会就容易为老年人谋利益，出现过分重视分配，减轻老年人口负担而增加在职劳动人口负担的政治倾向。

　　第三，要把伴随人口变化而产生的对生产要素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内。必须促进妇女和高龄阶层的劳动力就业，努力吸引外国劳动力，完备吸引海外投资资金的金融市场。

　　第四，必须应对好退休金、医疗、看护这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从属人口比率的增加，现职劳动力的负担会日渐加重，从现在开始，政府必须意识到人口负担这个问题，设计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要重视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日本业已出现：(1)因人口减少，国内市场饱和，为应对这种局面，制造业纷纷加速进军海外；(2)对应相对富裕的老年阶层的多种老年商店不断出现；(3)医保等领域将作为朝阳产业正在扩大发展。日本过去曾站在产业结构的大雁队列的前头，通过贸易和产业高附加价值化领跑了20世纪亚洲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低生育率、社会老年化等人口大雁队列变化凸显的人口负担时代的难题并不是日本专有的，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都必须深刻认识及早认真对待。